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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提出了社会史的学科体系，认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
与《中国近代社会史》所持专史说不同，陈旭麓则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他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议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
。
这一阶段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色：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建构，更多地借鉴和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化”
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学特征的失落。
第三，近代社会史相关理论构架虽有分歧和特点各异，但在总体理论构筑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都是以“社会”
来观照内容，并把近代社会史析分为三个方面，并赋予其具体的内容。
其次，都是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定整体的理论体系。
对此，我称之为“三板块结构”
，即近代中国社会嬗替变迁的总体历史进程，在“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或社会意识）”
的"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显，导致社会史变为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
。
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
。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的趋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①
3.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7）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讨论，在20世纪末已经趋于消寂。
学术研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专题社会史方面，或者说更着重于问题意识的凸显和新领域的开拓，由此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史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就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而言，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问题意识的突出。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突出问题意识。
这在20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共识，即不再继续讨论宏观性的学科对象和范畴，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使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1998年苏州第七届研讨会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
确定为会议主题；2002年上海会议主题为“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
;2004年厦门会议主题为“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
。
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的“问题”
凝练，使得全国学者能够相对集中地从不同角度和知识背景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相对而言，既可避免学术研究中的“自言自语”
（因为学术话语不同，研究课题不同，无法展开讨论和对话—社会史学界称之为自言自语），也能促使研究课题的深化。
而且这些“问题”
的集合事实上就揭示着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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