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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邵元冲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十分粗疏,但所提出的问题,即社会建设关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以及单向度的经济建设乃至政治建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甚至一定程度上恰恰成为社会矛盾或社会危机激化的助力的认识,确有道理。
而梁漱溟、晏阳初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也是立足于社会建设层面。
但是,由于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性和时代压力,社会建设虽曾提出,却未能纳入国家建设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如此。
五年建设计划的中心是工业,重点是城市。
当今在急迫的情势下提出社会建设,其实也有社会危机倒逼的因素。
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建构自己的学术视野,构筑自己的学科方向,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光明日报》关于“新乡贤”
建设的系列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所触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
指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
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都是乡绅或乡贤之士。
这一文化传承思想渊源久长。
宋代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逐次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
其中,乡约的施行再度成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创获之举。
“吕氏乡约”
对于乡村民众的规约简约而具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执行乡约的领袖者,由乡里民众推选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
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
明代泰州学派中许多不求功名而落归乡土社会的乡贤士绅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农业增长有限,常态社会里经济建设往往不是被关注的重点,而社会建设则既为国家也为地方所关注。
尤其在乡村社会更是如此。
乡贤或乡绅社会力量的养育及其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就体现着社会建设的功效。
但是,这种传统社会建设内容或者模式,随着近代社会转型而废弛。
那么,当这种转型基本完成,当我们的社会构型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时,城乡一体化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瓶颈时,社会建设就更为迫切地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因此,探讨研究从传统社会建设向近代社会建设的演变,探讨近代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时代特征,以及近代社会建设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与当代社会建设的历史关系等,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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