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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世纪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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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当然不是哪个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在面对史学危机的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历史性结果。
30多年来的高歌猛进，可谓是新史学发展态势的一个形象描述。
新时期以来持续推进的新史学朝向，对于史学的基本面貌、理论模式和学理架构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既有的史学样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塑。
从破与立的两相作用上看，它以“解构”
既有史学理论模式的方式形成了“破”
的效应，却在“立”
的方面未成功业。
除了不时呈现的新概念、新话语、新标签外，新史学并未推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典范之作，也未在学术命题的辨识与争论中形成奠基性进步。
就此而言，颇有点类似于梁启超对于近代新学的定评：“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②
因此，进入21世纪之际，人们更多地在反思中再度寻求新的转向。
一方面，“愈来愈多的学者不满足于简单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转向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另一方面，“由大多数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
。
③余著可视为新史学发生转向的一个代表作。
它立足于学理性建构，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建构努力。
如前所述，余著立足于学术问题导向。
但真正的学术问题其实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存在及社会机体、制度、文化共生共存。
如果深入思考并刻意寻找瑕疵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些相关性论题未能论及或未在书中深入展开。
首先，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中，防疫机制只是其中的次级结构。
如何将其置于整体制度中明晰其定位，并在整体制度演进中呈现这一机制本身的变动轨迹，余著未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事实上，晚清国家制度和地方制度变动较大，这一历史性变动对防疫机制究竟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还很多。
比如公共卫生与警察制度问题。
《申报》曾载文称：“我国之警察制度，虽由民政部一再更订，分咨各省遵照办理，然于实际上颇有混乱而不划一之象。
内部之制度，姑不深论，即就警察服制一端而论，往往此省与彼省异，省城与府城、县城异，甚至此府县与彼府县亦异。
形式尚未划一，遑论精神之统一。”
甚至在制度上有卫生警察之设置：“卫生警察关系颇重要，举凡清理道路，检查饮食物，防制时疫流行等，均为不容缓办之事。”
①此外，在晚清地方自治制度建设中，地方公共卫生事项又明确为“向归绅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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