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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凡旧有之施医局、施药局及现有之清道夫、戒烟局等，均应归入卫生一类”
②，纳入地方自治绅董管辖范围。
如何将清代防疫机制与上述警制建构、地方自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考察，应该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次，关于近代变迁中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是余著讨论较深入且颇有新见之处。
余新忠特别强调，“从搜集呈现传统时期相关公共卫生规制的资料入手，除了进一步思考传统与近代的连接外，也通过对以清洁和检疫为主要内容的晚清卫生行政引建过程的系统的梳理”
，进而阐述历史变迁进程中传统要素的价值。
但是，一个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始终发挥主体作用，并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承接历史传承力量的“绅董”
问题却挖掘不够。
从传统时代“州县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于绅董”
①的规制，到晚清之际各种善堂、义壕、街道清污等卫生事务中“费诸绅董之心设法整治”
②的条规，甚至在西式医院管理体系中，也有着绅董活跃的身影等③，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历史经历了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但无论在传统体制还是在现代体制中，绅董始终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
这一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有助于余著论旨的展开和深化，也应是该书的题中之意。
在晚清制度演进的链条中，可见西学的强力影响。
同样，本土社会力量的周转及变身，是承接这一历史递进的主体力量。
推土机可以引进，那么填充材料呢。
制度及理念可以引进，生命主体和社会存在却只能根扎于本土。
最后，现代卫生观念与制度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中，卫生问题一般不会呈现为公共问题（瘟疫流行时除外），而在人口迅速集聚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卫生则凸显为社会问题。
这一历史性变动更多地聚焦于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具有现代性的公共卫生机制和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也相对聚焦于此。
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依次展开或交相递进的历史轨迹，与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的线索形成怎样的相关性?在整体的历史发展坐标中，如何清晰地描其图式述其征象，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
以这样的视角切入，或许会为余著的论题形成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也有助于整个论题的提升。
每一个时代都会成就自己时代的学术，史学亦然。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曾经把他们所期待的新世纪的历史学称为‘新史学’。”
①历史学伴随着巨大的时代之变，本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此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时代。
新时期以来的新史学努力，显然旨在于此。
在这一轮新史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余著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正如余著《后记》中所讲的那样，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将实现一个现代性省思超越现代化叙事的模式转换，这将是他新的研究课题的展开。
我们相信，余新忠的这一期待亦与学界的期盼相合：“21世纪的史学，将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真正的新史学。”
②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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