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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存在之外，“中国的大地主也不少”
，“此外，中国有一种集团的地主，例如祠产、庙宇、寺产等。
……而管理此公共地者，实际握于少数人，故彼等易成土豪劣绅，在中国为一种特殊需要地主阶级”
。
③
当然，秉持这一观点的大有人在，即使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例外。
如《东方杂志》记者的评论：“现代所谓农民问题，完全侧重在土地分配的问题。
尤其在封建制度及大地主阶级未曾消灭的国土内，所谓农民运动与农民革命，几乎是专指土地运动（Agraria）与土地革命（Agrariaion）而言。”
④据中山文化教育馆调查1933年中国二十二省情况，“佃户每年必须无代价的供地主驱使。
而其日数漫无规定的地方较多，约占百分之十九。
地主需用人工时，佃农须供使用；只有饮食，没有工资”
⑤。
因此，调查者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这种超经济的剥削，“无论如何，总算是封建制度的残余”
①。
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的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也认为，尽管“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
，“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
，但中国现存社会中仍有“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
。
正是这种“封建剥削”
及其经济关系，成为“半封建社会”
认识的现实“社会存在”
。
在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薛暮桥的观点与田中忠夫所持观点基本一致。
薛暮桥在《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中说，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一方面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一方面是半封建的饥饿佃农——仍在那里束缚农业生产，使它不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
“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同时又是高利贷者和封建性的农村商人们的最好的地盘，因为无论是不自由的农奴，还是‘自由’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像这种半自由半独立的贫农那样容易受他们的宰割。”
②无论在华南还是在华北，那里“主要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和半封建的饥饿佃农和雇役农民的对立”
，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半封建社会”
特殊认定的基础，因为“这种农民受着土地或是债务的束缚，他们的受雇多少带着一点强制性质”
，这样的经济关系“都可以说是半封建的地主经济”
③。
这种强制性减弱了所谓农民“自由性”
而使之具有了封建的“依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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