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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反帝反封建”
已经凝练为时代主题。
作为时代主题，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封建主义”
有助于解释他们的困境：“此阶段的独特特征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统一。
只有统一才是进步的，分裂意味着反动。”
革命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在于它对“封建”
一词本身的再发现和再利用。
“将封建主义与分裂，并进而将分裂与反动等同起来，显示了针对披着各种外衣的封建主义——议员、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治管理——的革命力量。
……它们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超越中国内部的种种差异，但又具有足够的排他性，能在现存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秩序内赋予其使用者一种公认的认同。”
①
正是在“反帝反封建”
的时代主题下，“封建主义”
在近代被认同为与统一的民族—国家对立的存在；中国“半封建”
社会的特性也获得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其学理层面和现实社会层面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及内容。
当然，无论多么精确的概念和定义，它所能揭示的问题也是有限的。
因此，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
②
“半封建社会”
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是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正是在其特有的理论认识体系中，借以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
近代中国形成的“封建主义”
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超越了西周的“封建制”
，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欧的封建社会。
我们没有理由将它的近代含义与古代含义完全等同，也不必以“西义”
（且不说“西义”
也不一致）强释“中义”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辨其流变，明其趋向，而不是变其不同为同一，强其分流为合流。
20世纪之初，在近代中国获得认同的“半封建”
概念，有其特有的时代内涵。
它在理论认知上承接了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在史实认知上观照了中国社会“残存的封建性”
因素，并在学术理论上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解说体系。
正是在“半封建”
的认识体系中，中国人民共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创造了一个世界史观框架下的中国社会近代特定历史。
对于真正的“历史创造者”
，历史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说，却不能任意否定历史本身。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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