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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
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此三者今之大患也。”
④正是在“防不足”
“兵不足”
“饷不足”
的百般无奈中，清王朝才“诏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
⑤。
由此，团练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组织遍及全国基层社会。
不过，单从组织形式及其地域性特征来看，团练的“组织规模与官僚政治的区划如保甲、里甲的组织规模相对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行政的和自然的协助单位的混淆和逐渐融合”
①。
曾国藩在复丁稚璜中丞书中说：“弟意办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
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名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与近世所谓办团者，初无二致。”
②通常，人类社会组织不会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弃陈出新，而只是在历史的承接中吐故纳新。
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实际作用的保甲组织的行政划分，也为团练的组织提供了现成的形式。
徐鼐的“六合保卫团练章程”
即如此：“旧章以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今变通旧章，牌以十户为准，甲以十牌为准，保仍其旧，惟团练时，分划团界，设立团总，则仍以牌甲多寡为率，大保二三保为一团，小保或并四五保为一团。”
③或者在保甲的组织中纳入团练的内容，或者以保甲的基础组成团练，这是近代团练形成的最基本的路径。
如四川富顺的团练，“保甲设立于承平时期，在危急时，它转化为团的形式，由练采取行动，保正和保长则转变为团总和团长”
④。
光绪十一年（1885），周金章在奉天推行的团练，也是以保甲的单位为基础：“户出一人，人备一械，每十户为一牌，设牌首一人，蓝旗一、锣一、灯一，十牌为一甲，设甲长一人，白旗一、灯一，十甲为一团，设团总、副总各一人，红旗二，锣二、灯二，无事则昼夜逻察，严绝窝藏匪类之家，有警则远近同心，联为众志成城之势。”
⑤然而，组织形式上的依存关系毕竟不能混淆其功能和内容上的根本区别：
第一，保甲重在清理户口，防范盗、奸；团练重在防御、抵制暴力侵袭。
第二，保甲具法律性，行于全国，属于官僚政治的行政体系；团练具自发性，多由地方绅士主持，并未在全国强制推行，属于社会自助。
第三，保甲之法“贵分”
，通过分而形成连坐的“互保”
;团练“贵合”
，通过“合团”
而动员村社形成抵御外敌的“合力”
①。
第四，保甲控制权操诸中央，以牵制绅权；团练之权则操诸绅士，以制衡保甲。
从保甲到团练的根本性变化，实质上表现为绅士阶层在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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