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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甲组织中，“保甲长多非绅士，此乃清廷政策，欲借保甲长之权力以压制绅权，免得士绅在地方上权势过大”
②。
但团练却完全是绅士所控制的组织，“与保甲形成对照，团练承认并且依赖绅士领导，这一事实表明表了中国农村中官僚政治潜在的虚弱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的强大”
③。
团练作为地方性区域社会组织，始终是地方名流——绅士施展权威的中心所在。
首先，绅士居于团练组织的实际领导地位。
尽管清王朝试图由官府总揽团练大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确认绅士担任团练领袖的必要性。
“办理团练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
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④因此，具有一定的功名身份也因而具有社会权威力量的绅士，最终成为团练组织中不容置换的领袖力量。
咸丰三年（1853）前后江西南昌地区五个团练局领袖均是绅士。
其次，绅士也是团练经济力量的支撑者和组织者。
团练不像保甲那样，“可以最小的花费办理”
③。
它具有地方武装性质，既需要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又需要团勇训练的供养，因此，经济来源对于团练组织是至关重要的。
在团练兴起初期，由绅士捐献或由绅士组织的捐资，是它的主要经济来源。
如六合县办理团练，绅士捐输者就达16人，“捐资少则谷千斛，钱数千缗，多则助军饷累万”
①。
在临湘，余姓监生也“捐资集结乡民，建团以护其乡”
②。
在乡土社会中，“富者出钱，贫者出力”
③的社会动员原则，既决定了绅士在组织资金中的号召力，又决定了绅士在捐资中的职责。
但是，对于团练所必备的经济条件而言，捐资毕竟只是应急之举。
“由于个人财富和传统的氏族财源相对来说不易扩充，地方防御组织的领导转向更丰足和更深层的供养血脉：几乎是村社的全部农业和商业财富。”
④这促使由绅士控制的团练向地方捐税渗透。
因而，各地普遍实行按土地面积估算也按收成估算的特种税，来供给团练的必要支出。
当然，与政府所掌管的财政系统不同，这种捐税由团练自己控制，“由绅士而不是由衙门胥吏或衙役管理”
⑤。
这种独立的财政由绅士控制，知县几乎不能检查有影响的绅士通过团练局所操纵的收入和开销。
团练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清王朝基层控制机制的转变，而且以绅士阶层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力量的增长及其对团练组织的根本控制，宣告了王朝以保甲扼控绅士企图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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