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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惠、潮知府的刚毅就把依靠绅士推行保甲的做法引为经验之谈：“予莅任惠潮，常下乡招集耆老绅民，询其本乡某为端人，某为正士，令其举出。
即由所举之内，择优派充保正。”
③这同19世纪50年代胡林翼在贵州由绅士控制保甲的做法如出一辙。
④因此，团练崛起的深刻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绅士在团练中的领导地位，而是引发了“保甲权力向名流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控制地方权力的增强”
⑤的确切无疑的发展趋向。
无论保甲的组织及规制如何变迁，近代绅士已俨然成为凌驾于保甲之上的主体力量。
“就保甲之法变通，设立守望卡房……其设卡事件不假书役，不由现充之保甲人等，专俾绅士富户经理，尽绝派累滋扰之弊。”
⑥在19世纪末的陕西靖边县保甲组织中，绅士已纳入其领导主体之内，在清代保甲—团练一保甲交错纠葛的社会易变中，历史以极其平静的方式述说着绅士阶层社会控制地位的惊人变故。
清王朝精心推行的保甲制度在近代已沦为绅士的工具。
19世纪80年代，武昌知府李有棠推行的保甲制度，同上述靖边县的情况相似，把保甲的一切权力明确地交付绅士掌握，只是在保甲的最低两级（牌和甲）保留了平民的位置，而在此之上（保）则由绅士领导，并设立了总揽全乡保甲系统的监管总绅。
①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
②。
这是一个文明机体谋求发展的特有的成熟和顽强。
共同的历史趋向不会消弭绅士阶层在获取基层社会控制权力时，所体现的社区性或历史传承的个性特征。
由于乡土社会所依凭的民情风土，历史传统的千差万别，近代绅士上升为社会控制主体的路径或方式也各具特色。
有些地方是借助于团练与保甲的融合加强绅士对地方社会控制权力的。
咸丰二年（1852）陕甘总督舒兴阿拟订的保甲章程，就采取了团、甲结合的形式：
一稽查保甲宜归核实；二慎选保正俾专责成；三编册换查弗假手吏胥；四乡闾丁壮兼行团练；五宣示教化互相劝戒；六有司勤惰宜明定举措；七各境番回宜分别种类；八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
①
咸丰三年的宁远知县刘如玉也采取了团、甲合一的方法，由各乡绅士“按甲细查其人数之众寡，家计之贫富”
，将团勇分派到甲，“务选身家清白年力强壮之人，由各户族绅耆出具保结带领来城随营操练”
。
②由于绅士是团练的领袖，通过团、甲的结合，“团练与保甲相为表里”
③，或“团练即保甲也，有事则团练，无事则保甲”
④，因此绅士成为兼摄团、甲的共同首领。
更为多见的情形是，绅士们通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达到从根本上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团练创行于王朝的危机时代，但是咸同之后太平天国失败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团练组织的根本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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