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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始终被兵连祸结或盗扰匪乱的阴影笼罩着，作为地方防御力量的团练不仅未能萎缩，反而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的年代里，“团这时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的——有时承担着里甲的——职能”
⑤。
因此，近代团练除原初的军事防御功能外，还担负了行政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等。
“尝观其纳赋税矣，每遇春秋两时，则民各备其租银而集于其团长，而总输于县官。”
⑥甚至赈灾救济、地方公益、社会教育之类也成为团练的职责范围。
⑦
绅士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带动着团练组织向多方面综合职能方向发展，时至清末，团练已成为包括征税、地方法安、民兵征募的行政机构。
在广西，“绅士设（团）局，声威赫然，生杀之权，操之个人，地方官不敢过问，故人称团局为‘第一重衙门’”
①。
“从其历史根源说，团练是一种民兵制度，同时显然也是一种地方控制机构。”
②
由团练而引发近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变动，无论其变动形式与特征如何复杂多样，它的历史走向及结局却是：绅士阶层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
封建功名身份赋予绅士们的特殊社会地位，是封建王朝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
农耕文明使得绅士的功名与乡土社会扭结在一起，使绅士成为基层社区的代表。
“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注进了强烈的地方主义。
他故乡的县的繁荣和安全，以及比较无形的地方自傲的感情，是他成为地方人士这一角色的动力。”
③然而，近代绅士权势的上升是伴随着清朝中央控制权力的弱化进行的。
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具体表现为官、绅、民三者关系）的均衡态势。
这种均衡的破坏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但社会的运行终究会在既有的模式中重新建构起它的均衡态势。
任何社会结构都有它自身发育的再生能力。
所以，单纯的绅士这一基层社区力量的扩大，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向不会有根本性作用。
问题在于，近代绅士阶层潜动中的中国之社会环境，却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
时代的变局最终使这一“失衡”
状态难以在传统的模式中重构。
从而，这一变动本身便拥有了新的意义。
原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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