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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光绪三十一
年（1905）以后商会迅速发展，已经由通商要镇扩展到全国范围的县城乡镇，许多在商言商的“绅商”
都聚集在商会周围，以团体组织的形式显示了近代商人阶层巨大的社会影响。
到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已有19.6万，商会会员近20万。
①
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近代中国的“商务”
并未真正壮大为对农业的支配力量，从而也未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虽然“商”
已和近代资产阶级胶合在一起，但“商”
终究不等于资产阶级。
人们习惯上把商会的发展视为资产阶级力量发展的标志，这种看法有一定根据，却不甚准确。
在西欧，“重商主义”
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
它导致了商业和城市经济从农本经济的补充，发展为对农业的支配②，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铺平道路。
“历史前奏”
还不是历史时代本身，由商业发展时期到资本主义工业时期之间，还有一段必经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
直接呼唤的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本身，而是“商”
的发展。
“商”
并不完全是新时代的产儿（同资本家不同），而是“士农工商”
传统结构中“末业”
的发展和变化。
“商”
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仍需具体分析的一个历史课题。
在民国《合河政纪》中记载的363家商号。
这些所谓“商”
与封建社会结构中的“末业”
并无太大的本质区别。
在《奉天通志》中记载的4040个“商号”
中，大都也是经营日用杂货的中小商店，而鲜有规模性近代企业。
①在20万名商会会员中，除47个较大的总商会外，各县镇乡村的会员基本上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传统“商人”
，他们是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或后备力量，在资产阶级发展为独立的阶级时，他们也会依附于资产阶级，但他们本身还不属于资产阶级。
因此，在近代社会剧烈的变动过程中，“商”
虽然是“士农工商”
结构错动的中心力量，却并不是独立的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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