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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奉天“商户”
的发展情况：咸同前，102户；光绪间，594户；民国后，3344户。
③显然，确切地统计全国经商或从事商业性活动的人数，目前尚不可能，但从几个县志的“商户”
统计中，也可管窥蠡测其大略。
④
大体上，民国商户数量增长明显，尤其在沿海沿江和口岸城镇中增长较快，影响较大。
从此，商人阶层便发展为对社会生活影响至大的社会集团力量。
第三，商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商人力量的增长有利于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但是要从根本上摆脱“四民之末”
的低贱地位，还依赖于商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近代“商务”
的发展，甲午战争后，“商”
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
在汉口商学会成立大会上，商人们已经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时代的中心：“诚以商务一道，在中国古代误置于士农工商之末，乃不知现在列强均借此以应优胜劣败之雄谟。”
①
作为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正像“农本”
地位对于封建时代农耕社会一样，这是属于“商业”
的时代。
因此，商人们以挺直的腰板，向社会宣告以“商”
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
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
……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②曾经屈居“四民之末”
的“商”
，已经自觉地要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并力求从根本上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将传统的“依附”
埋入历史的荒冢之中。
郑观应作为思想家也作为“商人”
，也极力要求近代商人的独立的主体地位，提出在各州县设立的“商务公所”
中，应该“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商民工匠见诸官绅缄口不言，恐犯当道之怒祸生不测云——原附注），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③，总办各地商务的董事，"非商务出身不用”
④。
因此，近代之商已经开始摆脱封建等级的依附性，而同近代资产阶级胶合在一起，“商人”
的阶级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商”
的主体意识的萌醒，也是时代的觉醒。
因此，随着具有左右社会生活力量的商人阶层的发展，体现他们的意志、表现他们力量的社会组织——商会，就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近代历史的舞台。
据资料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区都成立了商会，总计793个，其中总商会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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