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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的言论很快引起当道者的注意。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亦官亦商的盛宣怀便公开呈请清廷要求设立“商务衙门”
，“国家筹饷之多寡，皆视一国商务之盛衰为断。
考之各国，皆有商务衙门，与户部相为表里……凡中外商人，皆可随时函禀，亦可便服接见，下情莫不上达”
④。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朝中央一改“重农抑商”
之传统，发布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
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
①清朝正式成立以贝子载振为尚书，以徐世昌、唐文治为左右侍郎的商部，成为“中国史上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制”
②。
由此，近代之商的发展终于达到了国家政制改革的地步，使传统的封建国家政务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
第二，近代之商得到了空前发展。
“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
③风会所趋，舍本逐末，在近代“弃农经商”
“弃仕经商”
已成为一种社会性风尚。
时代的变动把经商推举为比较时兴的社会职业，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
“五十年前，人民生事，农而已矣。
有副焉者，厥惟纺织。
机巧勃兴，徒手失利，年令壮盛者，大都赴上海从事工商业。”
④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孕育了近代“重商主义”
思潮，使近代商务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实业：
莫不曰农也，工也。
农者，所以生物也；工者，所以成货也。
虽然，农之商业者，组织社会之中心点也。
盖社会之进化，莫要于富。
何以致富?物，工之货，非但以供一人、一家、一乡、一国之用也，所以供全社会之用也。
……苟无商以运输之，交易之，则农工无可图之利，而其业荒矣。
是故，富之本虽在农与工，而其枢纽则在商。
⑤
如此，社会各阶层向商的流动，成为近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流向。
“即聪慧子弟，亦多弃儒就商……为父兄者……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
噫!自伊始，读书人士日减一日也。”
①
19世纪70年代，上海附近的南浔，仅丝商就不止数百家，其中既有财产百万元以上的巨富，也有四五十万元以上的“中富”
。
②日趋增长的经商人数，标志着近代“握四民之纲”
“操天下相通之权”
的商人阶层社会力量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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