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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有多少满腔义愤的守道之士曾主张杜绝由外国人掀起的商品涌动的浪潮,严防“**巧”
之物的**。
但是,风俗人心的道德戒律终究敌不住商品价值规律的强大威力,所以对商品的杜绝都失之愚顽而无济于事。
不过几年,“悦上都少年”
的西洋商品几乎“家皆有之,遍及穷荒僻壤”
。
面对西方商品“销入内地,人家置备,弃旧翻新”
②持续不绝的攻势,传统社会的“株守一隅之见”
,“只安于家居耕作以谋衣食”
③的农本经济结构便逐渐失去了其强固的抵御能力:“海禁未开以前,民安其俗,乐其业,享地利而无虞不足。
自西人航海求市,遍历奥区,履我户闼,擅彼懋迁。
其势如百川灌河,堤防一溃,莫之能遏。
甚且以商务之盛衰,征国势之强弱,则赢绌之数,一衡量而较,然有不怒然动色者乎。”
④即使在比较闭塞的山西县镇,传统的农本经济结构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动。
“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工商兴焉。”
⑤在世界性商品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终于突出了“商”
的地位。
第一,近代之商突破了封建社会以“六政为纲”
(吏、刑、户、兵、礼、工)的政务格局,开始在国家政务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大量涌进内地,分解着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并引起了人们生活模式的改变。
许多进步思想家和务实的官僚,开始感受到了商在变局时代的重要作用,并在早期单纯的“船坚炮利”
的认识基础上,力求更加深刻地透视中外贫富强弱的本原。
面对列强商品经济的冲击,他们本着“经世致用”
的精神,自然把商品同民族抗争手段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商敌商”
①的时代观念。
它的迅速发展和演变,不仅使近代思想文化浪逐涛涌的巨流中,飞溅出独具异彩的“重商主义”
浪潮,而且在清朝国家政务格局中,也突出了“商”
的作用。
维新思想家陈炽就针对商务在国家行政中的地位,提出责问:“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商。
不于各城各埠广设商务局,遍立商务学堂,何以激扬鼓励、整齐教诲诸商。
假使无商,何以有税,何以济用,何以为国。
燃眉之急,切肤之灾,殆不得置之膜外矣。”
②郑观应则在《盛世危言》中直接提出,应该设立商部,并与中央六部平列。
“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
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再由各府州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
③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上至中央,下至府县纵横交错的商务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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