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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文化或生活的矛盾运转中，这一制度性流动形式，既成就着个人和家族的前程和地位，也推动着封建帝国社会秩序的平衡和文明的运行。
据何炳棣先生统计，有的州县在明代约有四分之三的生员，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身寒微，祖上甚至未曾有过生员。
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出身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
封建社会本来就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以**裸的金钱货币来维系人的社会关系，尤其在以“仁义礼智信”
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更多地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然而，科举制度形式上的平等被它所具有的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
作为以个人学问成就为取向的科举制度，要求踏入此途的社会成员必须经年累月地脱离生产和维持生计的活动，而主要专心致志于“八股”
考试。
因此，它最终要求参加科举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土地或其他经济来源，二是一定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榜登科的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
②。
大多数农民和平民阶层事实上很少参与这一纵向流动。
根据《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录》的抽样统计，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
通过科举制进行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集团力量，主要限于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或绅士家庭。
虽然科举制度具有明确的人才甄拔作用，但同样以等级累造的科举功名体系，注定只有极少数绅士可以博取到进士、举人等中高级功名而跻身于官僚阶层。
道光甲辰（1844）恩科中举者为1010人，而其中上升流动为进士者仅有209人，占20.7%。
②在咸丰元年（1851）的科试中，全国（广西除外）中举者1789人，上升流动为进士者249人，占13.9%，后实授官职者317人，占举人（考取进士者不计）的20.6%，候补者72人，占4.7%，两者合计共占25.3%，尚有74.7%的中举者仍处于“社会沉淀”
状态。
③对于大多数绅士而言，他们最终都无法成就“学而优则仕”
的社会垂直流动和实现封建社会人生追求的夙愿，对此，通过湖北和山西一些县的科举统计情况我们可知一二。
④
因此，通过科举制度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
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
任何社会都有内在的调节功能，社会流动必然受到封建社会结构的制约。
“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
①因而，在以身份等级为主要结合方式的封建社会中，较高的身份和等级地位必然受到制度性的严格限制。
按清朝官制，全国的正式官员大约有2万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在职的官吏人数甚少。
与此相应的另一情况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翰林650名左右。
②况且，19世纪中期以后，清王朝出于财政的需要广泛采用了捐纳制度。
由此，“官有定价，可以报捐实官与花样。
实官可以捐至府道，而花样则有所谓捐花翎，捐升衔，捐尽先补用，捐单双月，捐免验看，捐封典等……名器之滥至此而极……是直同贸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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