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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社会阶级结构也制约和影响社会流动的性质。
在人类跨入文明时代以后，社会阶级结构便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身份乃至职业，并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秩序。
在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中，必然形成特征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
印度的种姓社会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各种姓之间严禁通婚和任何形式的交往，种姓之间既无代际流动，也无社会关系空间上的流动，社会流动只能局限于各种姓之间的水平流动，形成一种极度封闭性的社会流动模式。
在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中，社会流动模式是混合型的。
这是一种适度型封闭（而不是极度封闭）的社会流动，它既严格限制垂直流动在任何阶级、阶层间自由发生，如贵族以血亲和特殊功勋形成世袭的特权等级，不轻易允许较低级阶层向贵族流动，平民的上升流动也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又保证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性流动，如在平民阶层和绅士阶层之间，有水平流动也有垂直流动。
况且，在任何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都存在一个代际间的社会继替问题。
步入社会的新成员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不断追寻着自己所能够获取到的社会位置（地位），并由此归属于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
实际上，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成员的变动和代际更替通常都是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来实现的。
而且在基本阶级结构、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其他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在各阶级、阶层之间出现明显的成员的流出和流入现象，“这些也都是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的”
①。
社会流动机制一方面为个人或家族提供了获取地位和改善地位的社会渠道，另一方面，又调适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动态性平衡。
所以，即使是在闭锁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的调节、平衡和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来实现的。
尽管社会流动和阶级分化内涵不同，视角不同，但在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二者的内在相关性却甚为紧密。
因此，借助社会流动概念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不违背阶级分析观点，而且会使阶级分析本身拥有更加丰富、充实和细化的社会内容。
无疑，通过社会流动这一中介来观察社会结构，会看到社会变动的另一番历史景观。
通常，社会流动的性质由社会结构本身所制约。
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
的社会等级规范，刺激着整个社会的平民做出向绅士阶层流动的努力。
在相对闭锁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的形式被长期累积的封建文化的价值指向所约定，并最终由封建制度所给定。
《荀子·效儒》篇中所谓由贱而贵、由贫而富的“唯学”
道路，同后世社会“学而优则仕”
的人生箴言，就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流动形式的最高概括。
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流动渠道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从表象上看的确是十分公正的，因为它在形式上一般是排除贫富、门第、血缘等先赋性因素的。
事实上，历史上也并不乏贫寒之士荣登榜首而富贵天下的实例。
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
①。
儒家文化尽管推崇和维系身份社会，但同时又侧重以个人成就因素决定身份。
这一看似矛盾的学说，通过科举制度得以统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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