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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第二,社会流动的趋向是职业功能结构取代了身份等级结构。
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功名”
身份既是社会流动的起点和保障,又是社会流动的唯一方向。
一般说来,绅士阶层传统的社会流动,只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只改变个人和阶级的关系,不能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再创造过程,就在社会流动起点和方向的高度一致中获得均衡发展。
但是,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不是从起点上,而首先是从流动方向上打破了这种均衡态势,致使传统的“功名”
身份不再是流动的唯一方向。
近代社会中新兴的“商”
“学”
“法”
“工”
乃至各种“自由职业”
都成为绅士们选择的目标。
正是在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流动中,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被近代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
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变动的映照。
清代地方志中“职业”
项目通常分为“官员”
“士绅”
“农业”
“工业”
“商业”
“兵勇”
几项,或者径直分为“士农工商”
,如《束鹿县志》①。
虽然“绅士”
并不具备"职业"的意义,却位列各业之首。
这是封建时代身份等级社会结构的特征。
但是,近代绅士阶层的多向流动,使它所拥有的“功名”
身份逐步失落而不再构成一个特定的封建等级,而且它还被日趋细化的新兴社会职业所吸纳而走向分化。
在民国年间新编的许多地方志中,体现近代社会分工的“职业”
项目最终排除了浓厚的等级特色而不再把“绅士”
列为一目,基本上从分工意义上来划分职业。
如《阜宁县新志》将职业表分列为23项:党务员、公务员、教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渔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军人、警察、伶人、杂业。
①在社会流动由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向近代职业功能结构转向的情况下,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形式自然逐步脱离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主要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第一,以传授适应某种职业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而设置的近代教育体制;第二,制约教育体制的产业组织和社会管理结构及其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等。
可以说,这既是清末绅士群趋于学堂的原因,也是近代学堂招收对象又限定于绅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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