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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由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本质上也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封建等级束缚，获取个人自由的历史过程。
无论历史演变的结果如何，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它的起点和制约。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②在“定贵贱”
“明等威”
的封建社会结构里，“功名”
身份必然成为个人或社会集团选择其未来社会地位的起点。
近代绅士阶层就是借助于“功名”
身份而走向了“非身份”
。
“非身份”
的社会变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行趋向的标帜，却并不意味着绅士阶层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减退。
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权力地位得到了明显强化。
在清末绅士阶层大规模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相当一批绅士得以上升流动进入中央政权机构。
由此可知，清末新式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上还未能构成取代绅士阶层的基本力量，出身于传统功名身份的绅士在官员中仍占88.4%的绝对优势。
在清末各省的谘议局，也几乎是绅士阶层独占的政治活动天地，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各省议长21名，绅士竟占了20名。
①
其次，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活动范围得到了扩展。
传统绅士活动所限于地方基层社区，他们依凭绅士身份独揽地方公务，通过扮演官、民中介的角色，控制基层权力。
近代绅士通过多向流动，取得了超越传统社会角色的资格，致使近代社会新兴的各项事业如工矿、报刊、社团、学会、学堂、市政皆为绅士阶层所把持。
“中国文字隐奥，皆民听命士绅。
变法以来，学堂、农矿多属士绅。”
②
尤其在展现社会集团力量的近代商会、农会、学会、社团活动中，绅士们自觉的社会活动意识和能力得到了锻炼，驱动着近代绅士阶层从狭隘的社区力量向社团力量发展。
因此，在20世纪初年的大规模社会政治活动中，如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立宪运动、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绅士力量的参与及其影响都无法忽视。
无论是对于个人命运，还是对于一个社会阶层的历史归宿而言，开放型社会流动所带给他们的只能是超越传统的社会活力。
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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