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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书院的教育，一部分士子和生童获得儒家伦理知识。
与社学相比，书院教化的范围较窄，且教化内容的程度较深，它更多的是入仕或即将入仕的人们接受教育的场所。
保甲制作为清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顺治
元年（1644）之时就开始推行，“清代行保甲，重在户口、警察、收税三端”
④，但在实际生活中，保甲组织亦承担着劝善惩恶、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
保甲长有宣喻教化本地乡民的责任，他要向知县“举善恶”
，凡“读书苦斗之士”
“耐贫守节之妇”
"乐善好施之人""孝顺之子孙"等善迹，保长要向知县公举，知县“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门闾，则乡里争以为荣，而愚民咸知劝善”
⑤;凡违背教约、素行不俭者，保长向官府检举后，官府“先以训饬，继以鞭笞，于户口簿内注明其劣迹，许其自新”
⑥。
平时保甲长还要负责执行官府的禁令，向百姓宣讲法律，使乡民知所为与所不为。
另外，保甲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株连互保，一家有犯，周家同坐，“保甲之法，一家有犯，连坐十家”
①。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犯法已经超越了个体所承担责任之范围而涉及一个群体，因此，这个群体必然要互相监督，防患于未然，个人行事时必然又要顾及群体的利益。
保甲制在无形中对乡民的思想教化起到了强制作用。
“扶儒法之中心，备刑教作用而有之者，厥为保甲之法制……其中育民、训民之道，即本教的立场，而彰化育之功。”
②
社学、书院和保甲组织作为政府推行教化所依赖之组织，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一，其首领皆由政府所规定并选择，或享受免差役之优惠，或领取膏火之费；其二，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考核。
所以，它们应属于实行教化的官方组织范畴。
除了制度化的教化组织之外，清王朝也通过旌表等形式在无形中对乡村民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思想引导。
旌表是封建政府对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进行表扬的一种方式。
顺治五年（1648），清廷议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自元年以后曾经具奏者，仍行巡按，再为核实，造册报部，具题旌表。”
③为了宣扬忠孝节义并使入旌式，清政府在各地兴建祠堂与牌坊，旌表忠孝节义：“顺天府、应天府、直省府州县卫分别男女，每处建二祠：一为忠义孝弟祠，建于学宫之内，祠门内立石碑一通，将前后忠义孝弟之人，刊刻姓名于其上，已故者设位祠中。
一为节孝祠，别择地营建，祠门外建大坊一座，将前后节孝妇女，标题姓名于其上，已故者设位祠中。”
④在政府的提倡下，忠义祠堂、贞节牌坊在乡村之中随处可见。
通过对被旌表人物的表扬和奖赏，现实的顶戴与祠堂牌坊吸引着民众逐步向旌表的范围靠拢，旌表的形式在思想教化上起着强大的导向作用。
除直接受控于官方的教化组织外，在乡村社会教化体系中，非官方的教化组织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非官方的教化组织主要有宗族、乡约、私塾和义学组织等。
宗族是一种血缘性的地方社会组织，它是由聚居在一定区域内的同一祖先的若干后裔所组成，拥有共同的宗祠、族田、族规等。
它“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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