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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西方产品，携带着另一种文化和生存方式的信息，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走向选择，无疑具有充分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上的扬弃意义。
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是保持出超地位，但是，清朝厉行的“防夷”
措施和垄断贸易制度，仅仅在于“防范民夷交接”
，而无视民族经济利益本身。
作为“防夷”
制度化和“广州的官员和商人收到了胜利的果实”
的公行，“赋有政府的全权，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作为源源而来的财路，那笔财富正是官吏们为之垂涎三尺，指望从中大捞一笔的”
②。
在中英贸易领域中产生的官与商的畸形经济组合——公行，是最早的一种官商劣化结合形态。
“公行无异是他的一种工具，凭以榨取对外贸易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举世无双的私人收入。
同样，自总督以下各级官员也都摊分一部分赃款。”
③就在英国通过伦敦—印度—广州中英三角贸易千方百计获取利润、增殖资本，推动其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大量白银通过公行滚入了清朝由官吏、行商严密构织的私囊之中。
尽管公行使朝廷的“贡银”
不断增长，“行用”
的抽取范围不断扩大，数额不断增长①，但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却无有真正意义上的增殖。
以“防夷”
和“闭关”
为前提而形成的公行，所吞噬掉的绝不仅仅是大量的货币财富，更消磨了无以估量的民族精神财富。
因此，“闭关主义”
政策决定了清王朝的必然悲凉和凄惨的历史命运，使之错失了曾经面临的历史选择的机遇。
第二，“闭关主义”
也长久地拖累着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
从根本上来说，“闭关”
并不是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而是从文化发展总体上的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它是“闭关主义”
，而不是“闭关政策”
。
作为“主义”
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影响远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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