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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
"人禽之辨""正邪之辨"为特征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显为时代性价值。
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
（沈葆桢语），“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
（李东沅语）。
因此，19世纪中国民众主要通过反洋教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这恰与此时西方列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
的选择全然不同。
20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
认同。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
，而所谓“利权”
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
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
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
①的民族危亡意识。
具体路权集中体现的是“国权”
，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
②。
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
③。
“路权即国权”
的认识构成了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
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兴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
观念。
“天朝”
与“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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