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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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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华夷之辨”
是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意识转型的历史前提。
鸦片战争以后，进步的思想家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探索和不少的代价。
被社会所认可的进步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其间产生的社会冲突、思想碰撞和内砺外铄，注定成为我们认知和体悟历史真知的基石。
思想史演变的进程表明，鸦片战争后即使是学习西方的各种“师夷”
之策，也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在“华夷”
话语中运行着，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观。
19世纪60年代之际，王韬在与伟烈亚力论争中西差别时，还不时以“夷”
指称西方，而到19世纪80年代，王韬却专门撰写了驳斥持此言论的文章——《华夷辨》。
王文说：“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
《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
《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
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
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
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①
王韬的思想演变，其实也是时代思潮嬗变的历史缩影。
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很快获得社会的认同，从而，制约人们走向近代的“华夷之辨”
就被时代的进步所扬弃了。
1896年秋，曾是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对“不悖正道，兼启新法，收礼失求诸野之近效，峻用夷变夏之大防”
的论调也做了批判，而批判所据竟也与王韬所论如出一辄：“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
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
……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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