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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时人所期盼的民主政治景象。
政局动**、战乱不已、社会失序的现状，加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的接连出演，一再冲击着知识阶层原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企盼。
与此同时，传统旧伦理旧道德被当局政客大肆宣扬，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文化救国的时代需求呼之欲出。
民初一度出现中华新武术的风行，曾触动了人们对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陈铁生和鲁迅的争论乃一明证。
此时的人们已很少关注义和团事件本身，而是将义和团与中国传统尚武文化相联系。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
被“文化符号化”
的义和团已不再是单纯事件的义和团，在“五四”
知识分子眼中，义和团被催生为一场文化上的运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在新文化追求科学民主的时代诉求下，义和团被表述为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迷信野蛮与蒙昧无知的象征。
1914年，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投书报刊和发表演说，批评“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是”
与“非”
为题，讨论了民族情结是非界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对列强反抗的正义性，以及后来义和团运动不可原谅的非理性。
②李大钊在谈论东西文明的差异时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
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③他在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上进一步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社会愚昧无知的结果，而愚昧无知是很危险的东西。
④周作人将“教士毒死孤儿，或者挖了眼睛做药”
这一“流传”
事件纳入“拳匪时代的思想”
。
①在知识界眼中，义和团所代表的形象就是与“文明”
“科学”
相对应的“野蛮”
"蒙昧"。
就此而言，《克林德碑》的文论文本阐述得最为引人瞩目。
陈独秀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
克林德碑的树立并没有引起陈独秀对各国列强的愤怒，反让他感慨“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
;克林德碑的倒塌也并没有触发他“推翻帝国主义的念头”
，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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