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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以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在于从政治上进行改造，而在于从文化上走“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
②。
这个义和团文本中所刻画的义和团形象，无不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
换言之，正是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旧文化蒙昧迷信的时代需求，凝结成这样的文本，书写出关于义和团的再记忆。
“五四运动象征着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
③，文化救国又转回了政治救国的轨道。
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
1924年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为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
连续几年每逢“九七”
，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
“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
④对义和团的历史认识再次被纳入现实政治的创造中，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开始服务于“国民革命”
这个现实的命题。
这才有了直接以“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命名的义和团文本的出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
针对外国报刊将五卅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相提并论并予以否定的情况，时人对义和团的排外精神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
唐兴奇解释，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排外运动”
，不但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并且反对和外国人有一切来往；而五卅运动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它反对的是剥削和压迫中国的人，但不会反对像苏俄那样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民族，和一切国家的被压迫民族。
①张太雷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
②。
虽然时人努力向世人不断解释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实中五卅运动的出现才强化了人们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引发了对义和团的讨论。
这就建构了历史走向现实的必然关联，故而瞿秋白宣称：“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
③《中国青年》明言：“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
④
这一时期的文本对义和团形象的高扬，源于以之作为“追求民族独立”
符号的时代诉求。
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
的符号，二十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有所提及⑤，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未获得一致的社会认同。
二十年后，社会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灭洋”
的立场和精神成为它最吸引国民革命者的内容。
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人们正从中发掘着义和团的精神价值——倡民族之独立，而这一点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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