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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文本就旨在“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
，并由此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
①“特别”
一词披染了鲜明的时代诉求。
相应的“义和团故事”
文本的发表，得到了广泛好评，因“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它描述了一系列“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正义行动”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些民间故事证实了毛主席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②
1960年又一个鼠年到来，合众国际社在春节发了一则电报，说到“鼠年开始”
。
“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鸦片战争，其结果除了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
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北平。”
“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来说，这将是灾难的一年。”
针对猖獗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
，“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争，重举八国军旗”
。
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政权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
③的结局。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下，义和团运动被定义为“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他们在神的面前庄严地虔诚地宣誓，表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胜利的确信……表示他们和洋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
④文本用“革命的忠诚”
来描述义和团，这个语句的使用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的融合。
在这里，义和团融入了革命话语当中，被凝练为革命的符号和象征，它被抽离出具体的时空脉络，其复杂而多面的特征，经过话语权力持有者的编排和书写，成为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政治诉求下，被强化为一种社会记忆，而这种社会记忆不断循环地因现实的需求而回忆、建构，再回忆和再建构。
“**”
时期，义和团的革命色彩被涂抹到了极致，此点正迎合了这一时期“天然合理”
的“革命造反精神”
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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