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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一文，正如当时所有具有“极端重要性”
的文章那样，戚本禹的文章立即传遍全国，1967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以第一、第二版以及第三版一部分的篇幅刊载全文。
在戚本禹的笔下，义和团团员不是“乱民”
“愚民”
和“乌合之众”
，而是“英雄”
;义和团“杀洋人”
，禁止洋货，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
，御河桥改为“断洋桥”
，这一类的举动，都被不加分析地予以了全面的肯定，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
文章刻意地扭曲了义和团为后党所利用的事实，把义和团封建迷信、笼统排外等消极落后的东西，当作激进的“革命行动”
加以赞扬。
①
在此后的几周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几乎每天刊登谈论戚文的文章，“该文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它宣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类似的观点报刊上几乎处处可见。
在戚文的号召下，当时的人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
，力图“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
。
②该文发表后一个星期，据称“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已把戚本禹的重要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版了单行本，从八日开始在北京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①。
戚本禹的文章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神化而推动“**”
升温的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所以，此后在报刊上就出现了题为《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
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赞“红灯照”
》《红小将赞》等直接把义和团运动作为红卫兵运动先导而加以大力歌颂的文章。
时人看来，“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那末，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别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
。
②在“**”
叙事的背景下，义和团借由一种夸大甚至扭曲的叙事手法，被当作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再记忆。
在这一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蒙昧不见了，野蛮不见了，无知不见了。
义和团被谱写为革命话语的凯歌，“它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帝的斗争意志”
③，在中国大地四处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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