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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支配，在时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
这一时期丰富的义和团文本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产物，而同时数目繁多的义和团文本，又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朝廷”
的观念，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了。
以文本形式展现的义和团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现实语境中被社会不断重新建构的。
从“拳匪”
到“野蛮人”
再到“革命人”
，直至定位在“爱国主义者”
中，这场关于义和团民众记忆旋律的跌宕起伏，正是立足于时代需求而对过去重构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义和团的某些特殊主体被认同、夸大和刻意拔高，使得它们成为现实的能量之源。
故而义和团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
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②
社会在记忆的同时也在忘却，而要记忆什么，忘却什么，是由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
人们的记忆因社会需要而重新构建，历史记忆只有靠不断“再生产”
才能传递下去；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有所补充，也有所改变，所以记忆和事件之间绝不是等同的。
围绕义和团符号象征再创造的过程中，一部分义和团的记忆被保存下来，另一部分则被删除了；在遗忘义和团的排外、愚昧、野蛮等问题之后，义和团被定格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被广泛认同。
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冲击着人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建构。
同样，相反的情况在特定条件下也会不断出现。
历史记忆虽然是被建构的，但有它的客观性。
关于义和团的各式文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对一个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
历史文本具有历史的客观性。
正是因为义和团自身的纷繁复杂，才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记忆文本的出现，使得义和团历史记忆的形象呈现“罗生门”
式的面相。
义和团被反复提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文本形式出现，它被权力所记忆的同时，也为权力所遗忘。
不变的是，话语权力持有者总是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象征的空间里，寻找着凝结义和团的历史精神。
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布洛赫所说过的：“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①
原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与李尹蒂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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