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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一度似乎销声匿迹。
直至五四运动，原本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关心政治建构，在国民革命氛围下，断裂的“革命”
话语，重新接续上了历史。
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反复提出，谈论义和团的文本大量涌现。
这些文本使得十几年前模糊不清的“革命”
话语被不断明确。
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表述，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
虽然各种文本对义和团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多种分析阐释却都体现和认同一个基本前提，即义和团的反帝性。
在这种模式阐释下，“义和团的反帝性”
成了最小的分析单位，此乃时人共同的认知基础。
这种历史的延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国家的出现，使得作为共同想象体的义和团有了新的存活土壤。
这一时期的文本，开始旗帜鲜明地塑造义和团的“英雄”
形象。
前述义和团反帝特性，被现实化为“反美帝国主义”
的吁求。
义和团曾经的“国变”
话语与“革命”
话语凝结为“爱国主义”
的象征。
毫无疑问，此处的“国”
字指代明确，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
有了具体而实在的依附。
义和团在话语持有者的主动规划下，被牵引出具体的时空脉络，转化为近代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继而成为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人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由封建君主转向民族国家，至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在晚清并不存在，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对此，陈独秀曾提到，直到八国联军之后他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
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①这一段文本颇能说明清季的实际情况，几千年“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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