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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袁世凯的司法体制改革以传统绅士的角色转换作为现代司法制度建构的基础，而且以“其学问之优长者，或送省州各学堂或派为本属师范劝学员，其品行之纯正者，则派为巡警总副董，即各村村正副均多随时更换”
。
④天津地方“新政”
运作的“绅董制”
，构成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最主要的权力模式，使传统绅士转为近代绅董，由传统功名社会文化角色，转换为权力利益角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其办理之权宜散之于绅，其综核之权应操之于官”
⑤的绅官模式。
其三，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
无论是运作程式上的渐进性还是体制架构上的过渡性，作为确立新制取代旧制的总体性建构目标则是确定无疑的。
“……臣维司法独立，万国通例，吾国地方官兼司听断救过不遑。
近今新政繁兴，诸需整顿，亟宜将司法一事分员而治，各专职成，以渐合立宪各国制度。”
①天津地方司法体制的现代建构，虽然难以在实践中完全避免行政官员对于司法审判的干预，“而目前府县虽不专亲审判，而仍兼厅长之职，亦因报案文移既用守令印信，且一切布置建筑不能使府县不任责成”
，“应俟法部颁有新章，再行遵守”
，但是“司法独立，万国通例”
，“宜将司法一事，分员而治”
的制度建构、“一律改用检察官”
②的制度以及地方三级审判制度的建立，最终指向司法独立的现代性诉求。
所以，现代司法体制一经建立，不仅一改旧观，“从前酌收诉讼费定数太多，且征收于结案之后，往往延宕不缴”
，“今变通旧章，一切状纸由厅发卖，每纸制钱五十文，并遵章贴用印纸，方予收理。
此外承发吏规费俱限有定数，交厅存储，务使酬其奔走之劳”
，“而较从前书差等费，民力已轻倍花”
③，而且也有利于司法主权的维护：“向例外国商民控告华人事件，类皆先赴领事衙门投禀，再由领事转交关道或关道自行讯断，或发交县署判决”
，“开厅以来，由县署移交关道发交以及洋商径自来厅控告者已断结十余起，外人于过堂时，则脱帽致敬，于结案时则照缴讼费，悉遵该厅章程”
④。
天津地区“是以行之数月，民间翕然从风”
的地方司法改革境况，一定意义上表明，现代性制度不能决然于传统断裂的条件下确立；同样，也只有实现传统社会力量自身的更新，才有可能形成新体制的内在驱动力，最终实现社会与制度的新旧转轨。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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