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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墓与近代城市文明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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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天津被确定为特别市以后，天津城区的范围不断扩展并重新规划，天津的城市建设逐步进行，新的城区功能和城市空间渐渐确立。
公墓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方面，与其他城市化因素共生共进，相互影响，共同促成了天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近代天津开埠以后，新的丧葬文化和丧葬形式逐渐传入。
1919年7月30日，《益世报》一篇文章《焕然一新之大出丧》，报道了宜兴埠温支英对其太夫人的发殡情况：“特合中外新旧一炉而治之，凡从前之旧牌、旧伞一律除去，特制新花球、新光圈以辉映于新亡人棺柩前。
以一新野老村夫之耳目，其中有少明新事者莫不啧啧称羡……”
①其后，《益世报》又报道一些政界、学界、警界的名人丧葬和国葬公祭等典礼，多半采用新式的悼念仪式（如降半旗，开追悼会，追述亡人生前事迹，进行演说，行鞠躬礼，献花圈、送挽联和匾额等）。
②传统因素也夹杂其中③，可谓新旧杂陈，表现出丧葬时代转型中的过渡状态。
在公墓建设方面，平等简约的丧葬观念得到张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购穴者身份的规定，如1944年颁布的《天津特别市政府管理
公墓规则》中第一条即规定：“凡本市居民，身家清白，有正当职业，不限国籍，均可购买公墓穴位”
;1946年社会局的管理规则中定为“凡本市市民或客居及侨居本市之中外人士，均有申请领穴之权”
。
1947年，公用局的管理规则中又说“本公墓为谋求人类存亡俱妥，以表彰名绩，故不限国籍，不论宗教，不分阶级，均可入葬”
，愈来愈体现了公墓“公”
的性质。
二是对于每棺所占的穴数进行限制。
从1944年的“倘一穴不敷应用，每添一穴，须照原穴增价五倍，但一墓不得过三穴，用示限制”
，到1946年的“每一死亡者不得占用两穴以上之面积”
，再到1947年的“限一棺只占一穴”
，对穴位进行限制，用以节约墓穴，并且规定不许将贵重物品等殉葬。
近代公墓的建筑，作为殡葬改革的一个环节，体现着近代社会背景下殡葬文化的变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在城市空间方面已经开始形成了新的格局，中心商业区逐渐向城市南部租界一带发展，1928年以后南移到法租界梨栈、天增里一带。
新的城市空间布局要求道路交通的调整，道路交通的改善与城市空间分布的调整之间又相互影响和互相制约。
这自然牵涉到天津浮棺的整理、公墓的建立选址以及公墓的管理等方面。
首先，开埠以来天津成为近代华北的铁路枢纽之一，而铁路的建立是导致天津浮棺问题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盖缘铁道未筑之先，其处本属丛葬之地，轨道既敷，路基高阻，水难畅泄，遂至积淤，迨交通渐繁，贫民互葺村屋，零星杂处营利者，择地排起横舍，租予人居，其筑居之处，或将旧棺挪弃，或即填土积压，而其空间之处，则愈形杂凌乱，生人枯骨，两不分别，以成今日之现状……”
①公墓建立也由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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