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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弃，买办不再受公行控制而直接受外国资本的雇佣，充当外商在华推销商品、购买原料的中介。
随着外国经济侵略活动的扩大，买办职业也发展起来。
“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
③一种新的职业集团的出现，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分工发生变化的体现。
鸦片战争后，在封建社会传统的“士农工商”
结构之外，外商经济强行打入中国市场，适应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需要，买办这一职业集团应运而生。
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活动日趋发展，从事买办职业的人数也不断增长，“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
。
④随着近代买办职业的兴起，一部分商贩、行商由传统的“末商”
职业向买办新式职业流动，由此形成了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流动。
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流动即表现为由商贩、学徒、游民向新式买办的流入。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的买办，也具有“商”
的性质和特征，在传统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念体系中，仍然被视为“贱商”
之业，上层阶级和有身份的人并不屑为此。
故而，最初的社会流动一般限于由较低贱的阶层向买办的流入。
然而，买办商人凭借着丰厚的经济收入和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①，事实上在社会中享有独特的优越地位。
在近代社会变动中，经济力量始终是分解封建等级身份结构和稀释浓厚的等级观念的主要因素。
因此，买办职业以其优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最终也成为上层阶级追求的目标。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一些绅士或权贵阶层的成员也开始向着买办流动，于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儿子柯纪文、福建知事胡琢之的儿子胡二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乡友吴洞卿、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把兄弟王铭槐，甚至翰林院的编修江霞公等都摇身一变成为追逐利润的买办。
向买办职业的流动是近代社会流动的开端。
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由此冲破了传统的局限于绅士阶层的封闭型社会流动的格局，扩大了社会流动的参与阶层。
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更深层次的变动，参与流动的人数和社会阶层都在迅速地增长和扩大。
如此，开放性近代社会流动的序幕就正式开启了。
发生在早期的“无业商贾”
“义学生徒”
向买办的流动，是近代社会非身份等级制度制约下的社会流动。
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变化，随着近代生产关系、生产技术向中国社会生产领域的引进的发展，社会流动日益超越传统的封闭模式而成为最频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
19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流动的范围已不局限于“买办”
，其流向表现为多样化趋势。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西方机器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系统的出现，促使传统的“士农工商”
结构发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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