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洋务企业共设立了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白银，雇佣工人达13000～20000人。
①19世纪70年代后，民族资本企业也缓慢生长起来，截至光绪二十年（1894），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共136个，创办资本约500万两白银，雇佣工人约30000人。
②近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细密，并由此推动了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一是由官僚、商人、买办向资本家企业主的转化，二是由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的转化。
不同人群向企业主、资本家和向工人的流动，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变革，适应社会生活发展需求的流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趋向。
因此，作为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伏缓急密切关联的社会流动，它在早期阶段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流动频率逐步加快。
无疑，从现有史料中科学地、准确地测定社会流动的频率是很难做到的，但通过新式企业兴建的情况也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的趋向。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近代企业有170多个，平均每年有3个企业出现。
在上海，光绪十六年（1890）后的5年内，平均每年有7个新企业诞生，再加上外国资本的100多个企业，仅由农民、手工业者、市民流向雇佣工人的人数就约有10万人，其中流向中国自办企业的工人约有6万人，平均每年约有2000人向工人职业方向流动。
③
第二，社会流动范围呈现扩大趋势。
最早的社会流动的流向限于买办，流源限于商人、贩夫等，参与社会流动的阶层范围是狭小的。
但在近代社会企业推动下的社会流动，其范围却日趋扩展，流向不仅由买办扩展到企业主、资本家、工人，而且流源扩展到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农民、手工业者、学徒等诸多社会阶层。
尽管近代社会流动具有开放性特征，因为流动本身已不再受到身份或等级的限制，但就社会流动的方式、规模而言，在甲午战争前近代社会流动还属于自由流动。
自由流动是指由于特殊原因引起的单个人的流动，它还不表明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的整体变化，也不足以引起较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
因为新兴的百数十个近代企业对于整个封建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并不形成根本性冲击；而且向近代企业主、资本家的流动还处于过渡状态，很多人是以封建官僚身份来“督办”
企业的，官僚仍具有封建社会独特的身份、地位和权威，不曾真正流变为资本家。
数万雇佣工人相对于四亿人口的农民，也远远不足为数，而且它并没有引起农民阶级结构性变动。
然而，近代开放性社会流动，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演进规律的表现，所以自由流动既已发生，就具有不可遏止的趋势，它的产生、发展也就为结构性社会流动规划了基本走向和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亡的刺激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救亡”
为目的的“实业”
热潮推动着近代企业建设，获得了空前发展。
同时，文化、教育领域的变革和政治领域的革新，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剧烈变动。
适应这一变动的社会流动也由自由流动发展为结构性流动。
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生产技术或社会方面的变革、革命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或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
甲午战争后近代社会流动已在规模和流向上具备了结构流动的特点。
其一是社会流动规模迅速地扩大了。
甲午战争后，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形成三个大的发展**，到1913年新设的民族资本厂矿达到549家，比甲午战争前增长了36.6倍。
①因此，向新式企业主、资本家的社会流动至少扩大了30倍。
同时，近代企业的发展规模，也带动了相应的向工人阶层的流动规模的扩大，流向工人的总人数已达到200万左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