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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社会进步的巨大压力下，尘羹土饭的八股文和不合时宜的“功名”
身份已经失去了维系其基本社会地位的功用，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
不得不四方觅食，自谋生路，大批流向与新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各种社会职业阶层。
据统计，清末20年间湖北地区的4万多名绅士中，至少有2万人是通过新式教育参与社会流动的，约占全部绅士人数的43%。
②绅士们纷纷离却了曾经苦苦追逐的功名之途，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各种新的社会资格，形成了所谓既有“旧功名”
又有“新学历”
的双重身份。
在旧式功名之士中，至少有50%的人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而流向其他阶层。
其次，流动的多向性。
在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中，新学堂为绅士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
以新式教育体制为中介，传统绅士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各个层次，如湖北地区绅士的多向流动情况。
①
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绅士阶层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绅—官”
或“绅—商”
流动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向，流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
不仅如此，许多绅士还向社会下层流动，舍弃“功名”
而充任兵士。
1905年，《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余名，呈请练兵处王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
②在清末新军兵营中，以举人、秀才身份当兵效力已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③有些绅士甚至流向秘密社会，“绅衿与哥老会多合为一气”
④。
因此，清王朝所忧心的“前闻举贡生监，以考试既停无所希冀，诗书废弃，失业者多，大半流入会党”
⑤，绝非耸闻之词。
毋庸置疑，结构性社会流动，导致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动。
20世纪初年的结构性社会流动，造成了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分殊发展，特别是绅士阶层向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流动趋向，标志着该阶层开始由结构性社会流动发展为剧烈的阶级分化。
科举制度的消亡宣告了绅士阶层社会继替的中断，因此，一方面，绅士阶层大规模地流向其他阶层，而自身却缺失了流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功名”
身份的失落，绅士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对流情况也不复存在。
因此，在社会变动频度较大的20世纪初年，结构性社会流动最终促使整个绅士阶层开始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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