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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起了青衿绅带的举贡生员们，在近代企业发展中寻求着符合时代要求的属于自己的新的落脚点：江阴有贡生吴听胪的华澄布厂，长沙有监生禹之谟的织巾厂，巴县有秀才杨海珊的火柴厂，厦门有生员孙逊的电灯公司，平陆有狄海楼的矿务公司……由绅向商的社会流动标志着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向，其质的规定性远远超越了具体数量统计的意义。
①
这一时期的绅—商流动尚属于非强制性的自由流动，相对于百数十万之众的绅士阶层，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显然十分有限。
但是，正是这种自由流动的逐步发展为绅士阶层的结构性流动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它突破了封闭性社会结构的模式，促使不容僭越的“士农工商”
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和互渗。
“士”
与“商”
的相互对流和“绅商”
阶层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由等级身份向平民化方向的发展。
由此，近代社会由严格的“士农工商”
之别向着“士官商民混一无别”
②的方向发展。
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绅士所具有的功名身份逐步趋于失落。
传统的以“首”
“末”
划分的“四民”
，其等级的鸿沟在阶级、阶层间的流动中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向，“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无轻重贵贱之殊”
③。
第二，它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有助于封建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淡化了绅士阶层对功名身份的向往。
“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
④传统的“贵义贱利”
价值观念，被“习尚日非""嗜利忘义”
⑤的风尚所取代。
由此，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绅士阶层便发生了结构性的大规模流动。
对于绅士阶层而言，20世纪初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制勃兴的社会变革，必然成为改变其历史命运的根本性转折点。
“自变法以来，业经六七年，而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
⑥由社会制度变革引发的结构性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成员个体而言，具有不容等闲的强制意义。
因此，这一时期的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的确不同以往。
首先，流动的广泛性。
“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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