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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受资料的局限，我们尚不能对近代绅—商的流动状况做出确切的量化分析，但依据现有资料也可以粗略地了解到绅士在民族资本工业创办者队伍中，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曾对所记载的“工业投资者示例”
48人（除华侨外）的出身做了一个初步分类。
事实上这一分类诚如“编者按”
所言：“本节虽将官僚地主阶级的士绅和商人作了区分，但有许多人是先商后官，或亦官亦商的”
，"中国资本家之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
①认真检阅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书中所列“商人”
“买办”
两类中，很多人都属于获得了身份和头衔的绅士，而并非纯粹的“商人”
或买办。
②
在这48人投资者中，完全属于商人出身者仅为1人，买办14人，而属于绅士者竟达到31人，约占统计示例人数的65%。
如果“绅—商”
流动的数量分析还不足以显示出绅士阶层在近代资本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变换一个视角，即从“绅—商”
流动的质量上做一番初步的考察。
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大规模发展过程中，较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农牧垦殖公司主要都是由绅士们创办的，比如在新兴的近代纱厂企业中，绅士阶层的投资者就占有绝对的优势。
①
历史表明，“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
②。
拥有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企业，一般都属于那些“通官商之邮”
的有封建功名身份的大绅士。
下列11个资本企业集团除祝大椿、曾铸属于由商向绅流动的特例外，其余都是甲午战争后由绅向商流动的典型。
③
毫无疑问，与西欧资产阶级是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
来的历史过程绝然不同，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早期阶段，绅士阶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力量。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与时代发展节拍相谐和的绅士阶层向近代企业主的流动，虽然最初是发生于江南沿海沿江地区的时代发展趋向，但到19世纪末，却逐步成为浸及内地省份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变动。
如素以表里山河著称的较为封闭的山西，在一位旧式绅士的日记中也透露了这一时代变动的气息：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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