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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晚清，居于教化主体地位的已不再仅仅是绅士阶层。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与西方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屈居于四民首末的绅士与商人在近代发生了对流，商人羡绅士之顶戴权威，捐钱为绅，“目前由商而官者不胜枚举”
①。
绅士慕商人之钱财富有，厕身经商，甚至身为状元的张謇也弃官为商。
绅商对流的结果就是一个新的阶层——绅商阶层在近代的出现。
绅商阶层出现之后，他们与传统的绅士阶层分享着乡村教化的权力，商人通过绅商阶层也承担了乡村教化的部分权力。
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浪潮的出现，从学堂毕业和国外学成之人成为由旧式士绅转化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又任职于学堂教习或报馆之记者、编辑等，同样进行着社会教化。
传教士一直是教堂与教会学校中的教化主体。
由此可见，绅士阶层在近代再也不能独占乡村社会教化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由旧式绅士、绅商阶层、新式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等阶层和集团共同分享。
因此，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
在这一历史性变迁过程中，“这些变化表明政府权力削弱了，绅士摆脱了政府权力的制约，并变得难以驾驭。
对于传统的纲常伦纪的日益淡漠销蚀了绅士对政府的忠诚信念”
②。
当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政府控制绅士阶层的最主要绳索从手中滑落了，它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地方社会对中央的向心力于是逐步消失殆尽。
乡村教化结构的变化正凸显了晚清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控制。
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已处于火山喷发的口端，当武昌一地首义，则各地纷纷响应，貌似庞大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
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然，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产生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原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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