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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共同表达。
朝廷方面，对于列强仍然坚持“夷”
的认定。
1850年6月，皇帝对英巴麦尊全权公使送致白河的抗议信下发谕旨说：“迩者夷人在天津之行径，实属桀骜侮谩已极，乃竟恬不知耻，径自投函枢臣。
……况礼有常规，凡国家官吏，均不得交通夷人，着该军机大臣等，即勿予以置复，以免轻启该夷僭越无礼之渐。”
③如何冲破“华夷之辨”
的障碍，至少在正式的中国官方表达中剔除“夷”
的字眼，也成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一种持久不息的努力。
从1834年到1860年，西方国家做了各种努力以保持其对于“天朝”
的“国家地位”
，要求“各式公文中不得再把外国人叫做‘夷’人。”
④“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
①
民间方面，鸦片战争后，广州民众抵制英人入城的社会运动持久不绝，用以动员民众的揭帖将“华夷之辨”
发挥到极端：“查英夷素习，豺狼成性……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仪。
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②1849年3月号《澳门月报》刊发的广州绅民的告示也宣称：“该蛮夷一有举动，即在各地响起警钟，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杀尽叛夷，寸草不留，不容蔓延。”
③可以说，整个19世纪在民间涌动的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资源，都局限在“华夷之辨”
的传统民族意识层面。
士大夫方面，“（同文馆）选翰林及部员科甲出身、年三十及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
④。
1853年，对西学已经颇有体悟的王韬，在日记中也还不免“华夷之辨”
的意识：“然夷性无常，一旦见利所在，不能不保其败盟也。
（指英法缔约——引者注）”
⑤须知，当时的王韬早已在上海英国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而且时也同西方学者如伟烈亚力接触交流，对于西方知识已有一定了解。
但是，置身于举国皆言“华夷”
的时代，真正面对客观的世界大势，放弃“夷”
的认知仍然是十分艰难的选择。
即使在表达上不用“华夷”
而用中西或中外，但深植于心底的“文化民族主义”
的优越意识仍然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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