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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859年5月6日王韬与西人伟烈亚力的一番争论，或可体悟到当时士人的思想与心境。
王韬说：“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
伟烈亚力答称：“是不然。
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
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其利，而财用无不裕焉。
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敝。
今日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而不民不得预知……”
王韬辩对说：“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
中国则不能也。
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
……中国所重者，礼义廉耻而已。
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耳。
奇技**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
①
从话语形式上看，王韬此处已明确地用“中国”
和“泰西”
取代了“华”
与“夷”
，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不免“文化优越论”
的“华夷”
意识。
19世纪60年代后，围绕着开设算学馆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进行了更激烈的论争，从而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公然触及“华夷”
问题，并将之推升为关涉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文化论争。
反对西学的倭仁提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②对倭仁提出反驳的奕诉则以守为攻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
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
③令人特别关注的是，双方立场不仅仅是内容的反差，而且话语反差也是惊人的：针对同一事物，使用两种不种的话语，倭仁自始至终用“夷”
，即“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诉则一以贯之的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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