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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
。
同为朝廷大员，可以由此概见由“华夷”
与“中西”
映照的民族意识之时代差别。
我们可以判明倭仁的守旧和保守的品性，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其基本的“民族”
立场——尽管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意识。
对于洋务派的努力，我们当然也不能怀疑其追求国家“自强”
的民族立场——但这种民族意识又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
，而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涵，即以近代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为主体内容的新的民族意识。
如果认真地加以分辨的话，倭仁与奕诉之争的核心，并不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与否的问题，而是体现为传统狭隘的民族意识（华夷之辨）与近代新生的民族观念的冲突。
这场论争之后，社会上开始更多地逐渐用“洋务”
代替“夷务”
，这一走向说明了时代观念的更新。
“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与‘洋’。
用‘夷’来泛指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夷与夏（或华）相对峙，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
……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夷’的使用才受到限制，这是洋和夷替代的交接点。
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
①“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
②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早期“师夷制夷”
的权宜之策，到洋务时“中体西用”
的文化原则，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转变。
这一历史进程也同时提示着，此前在《瀛寰志略》时代，整个朝野上下基本上都还处于“华夷之辨”
的话语时代，狭隘的传统民族意识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
这是我们借以认识和评判《瀛寰志略》的基本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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