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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西学。
“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其门生中，驰名于后者，有革命伟人蔡锷及教育总长范濂也。”
"其著《饮冰室全集》，言新学者，家有其书。”
⑥非仅如此，且在新学的建构上，梁启超并不以西学为重心。
因为很早即已输入中国的西学，于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相当有限，故梁启超针对专以译书为职志的“西学堂”
也颇有微词：“目的专在养成通译有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
，“故十数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
。
①对于西学与新学的直接影响，梁启超一直持保留态度，多年后仍然认为：“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而士子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
吾不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②梁启超当时所言新学非指西学，且为避免混淆，遂以“外学”
一词以与国学相对，可知当时新学与西学（外学）固然不免相关，却难以相同。
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输入的西学未能真正“促起青年之自觉”
，才从根本上触动了康、梁构建新学的“自觉”
。
这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个关节点。
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都是以最直接的历史阶段为起点的。
甲午战争后新学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旧学的反叛，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对鸦片战争以来以洋务为目标的单纯“西趋”
走向的反省。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警示，它使30多年来以“求强求富”
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承负了战败的责任，至少在康、梁眼中是如此。
“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③当然，梁启超对洋务运动评述公允与否可不置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康、梁以此作为自己变法和新学建构的历史前提，却包含着对前此洋务“西学”
偏向的一种否定。
所以，面对“格致之道中国素所不讲，自洋务兴而西学尚矣”
①的现实，梁启超提出一个尖刻的诘问：“问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
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
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
“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之乏也?此则可流涕者也。”
②
与前此务求“西学”
的历史走向已不相同，康、梁在确立新学之基时已有力避单纯“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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