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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寓意了。
所谓“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我三十年来，学西法之成效，已可睹”
③!对于当时兴西学的趋势，梁之所以“此余所以情情而悲也”
，原因在于重西文西学而失其所当重，故梁启超针对性地提出“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
④。
康、梁维新之核心是革中学之旧而为新，并非易中学以为西学，其旨趣意境之侧重显在中学方面。
“兴学校，养人才”
，被梁启超视为“强中国”
的“第一义”
，因“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
然而在梁启超之倾心于新学创立的时代，洋务类学堂已存立经年了，但梁启超认为这类西式学堂却是“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
。
结果“其上者仅充‘象鞋之事’，余则不过为洋行买办之类耳”
⑤。
近代以来，无论新学的建构还是新思想的孕生，都不能脱逃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大势。
但是，甲午之后力求从“本原”
上变革社会的新学家们，在面对中学与西学汇聚、互渗、蜕变的时代性课题时，梁启超忧虑的恰是：“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
①在建构新学的理路上，梁主张“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
②。
这与时人所谓梁“主讲《春秋》改制，兼讲西学”
的新学（指合中西为一）趋向是完全一致的。
“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③，这种将新学混同于西学，将中学统视为旧学之说，曾是“广学会”
传教士的宗旨，然其时多行西学一词，与此后康、梁所倡行和20世纪之初风行的新学一语，已有隔世之别。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在语义和概念上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潮流发展的历史必然。
早期所谓新学其实只是附着于西学的概念，是西学、夷学、洋学的同义语，并未形成社会性思潮性内容。
它只是中国学术文化中向未出现过的一个外来之物的一种表达。
戊戌之际康、梁着力于对旧学的摧毁性破坏并力图重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文化时，才赋予新学以全新的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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