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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心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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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通判杭州，既要题诗，又要问事，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那时，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对于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如何能不询问？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动情题诗，他还是苏轼吗？
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
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若要理解苏轼其人，理解他犹如巍巍昆仑般伟大的生命，这是关键之处。
他入仕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国家做实事，为百姓谋生存，为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
如果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在中国文化史上，从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屈原、陶渊明等，再到此时的苏轼，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呈现出清晰的“文化基因链”
。
在破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基因图谱上，其功之伟，何尝低于破解生理性的图谱？
苏轼坚持士人的理想，此时未曾动摇，一生更不曾改变。
他到杭州任通判，并没有过上闲散官人的生活，依然心怀天下，为民操劳。
当时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给的模糊身份以掣肘知州。
《水浒传》里有个黄通判就相当典型，将左右逢源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苏轼这个人，学弄权显然困难，当然他也不屑于弄权，而是尽量配合知州的安排。
杭州知州沈立，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苏轼和他分工明确，似乎没什么不愉快。
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
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是有弹性的。
像欧阳修知青州军事，便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公开抵制新法。
欧阳修是三朝元老，在朝野享有盛名，神宗皇帝也敬他三分。
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所以，欧阳修的“特立独行”
，朝野无人敢制止。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杭州的知州，深受变法派的关注。
同时，反对新法的大臣也常有书信给他。
他夹在中间，便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
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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