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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王安石去世之后，所谓的变法派早已背弃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民生，而将变法当成政治斗争的手段，打击异己。
于是，短短两个月内，三十多位朝廷重臣被罢官，贬到偏远地区。
在这场风暴中，苏轼和苏辙兄弟也未能幸免于难，身在汴京的苏辙早在元祐九年（1094）三月二十六日便被革职，谪守汝州。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四月下旬，章惇的爪牙——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卲，便沿袭之前黄庆基等人曲解的苏轼言辞，弹劾苏轼“讥斥先朝”
。
这时局势已变，没有吕大防为苏轼伸张正义了，也没有高太后为苏轼做主，小人的弱智计谋得逞了。
不久，哲宗的诰命下达，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撤销其河北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改以左朝奉郎（正六品文职），并责知英州（治所在广东英德）军州事。
按宋制，“责知”
某地，是马上就要启程的，不像升迁或平移那样可以缓慢上任。
于是，一夜间，苏轼全家不得不收拾铺盖，启程前往英州。
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命令又至：降苏轼为从六品官，仍知英州。
至此，政客们依旧不满足，马上又怂恿哲宗下达第三道诰命：“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复。”
意思是取消苏轼叙官（升官）的资格，阻绝苏轼升迁的一切希望。
在这场构陷苏轼的事件中，章惇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作为苏轼的老朋友，以及曾经在“乌台诗案”
中挺身而出为苏轼说话的人，他此时又为何要陷害苏轼？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迷惑之处。
哲宗亲政，原本无意对苏轼发难。
章惇做宰相，却把矛头直指苏轼，手段极其狠毒。
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苏轼这个潜在的政敌、宰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
小人行事的特征就是这样，在考虑利益时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会顾念任何情谊。
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
他天不怕地不怕，行事果敢狠辣，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子厚异日得志，必能杀人！”
殊不知，事隔三十几年，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
苏轼被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
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
他不仅打击苏轼和苏辙兄弟，也波及苏轼的门生，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
均遭贬黜……
苏轼深知此次凶多吉少，走到南都城外时，曾写信给朋友说：“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
果然，当他六月到达安徽当涂，又一道谪命来了：“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
至此，苏轼由外放的州官变成了听候地方安置的罪臣，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改为折支（作为俸禄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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