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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其注重政治表达效力，忽略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等理论缺陷，在进行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缺乏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缺少哲学的抽象表达的困境。
这种困境一定程度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环境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
“英国新左派”
就其发起者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及成长背景，可分为第一代新左派（也有人叫“老左派”
）和第二代新左派。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伯明翰学派”
前期成员为主，后者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有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
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两代新左派学者是并肩战斗的，共同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与文化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1961年，工党右派上台执政，英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两代新左派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并于1962年正式分裂，双方由合作的战友关系转变为理论上互相批判的反对关系。
《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
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
③。
通过《新左派评论》和大量译介欧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代新左派找到了支撑他们理论谱系的主要源泉，即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视为一种“政治的标识”
④而得到广泛传播和大肆宣扬，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将英国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真正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代新左派由此扬弃和批判第一代新左派所提倡的具有浓郁的经验主义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①。
伊格尔顿在当时也同样看重阿尔都塞思想中的积极政治姿态以及对于现实的介入力量（主要关注“质询”
和“召唤”
的政治功效），他将这两方面作为理论切入点与英国自由人本主义标出清晰的界限。
伊格尔顿于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书都深深地打上了阿尔都塞思想特征的烙印。
1962年5月，佩里·安德森接任《新左派评论》主编一职，提出“安德森—奈恩论题”
②，这一论题主要围绕“土地贵族依旧统治英国的事实”
，“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
，“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革命传统”
，“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四个论题进行阐释和诘问，寻找英国出现危机的原因以及英国至今仍是贵族统治的国家的理由，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社会走向作出了结构性分析。
第二代新左派学者阐述了自己对于英国民族特色和本土问题的看法，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苛批判，使得两代新左派之争的大幕就此拉开，他们热切期待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认为这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路径。
1978年汤普森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高扬英国本土文化观点，对欧陆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借此对第二代新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发动猛烈的反击。
汤普森在坚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安德森—奈恩论题”
展开了有力的回应，他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将双元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一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难免有失偏颇。
在他的视域中，英国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不能简单地用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来衡量英国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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