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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安德森、霍布斯鲍姆、柯亨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传统与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相结合，在深入分析本国具体问题的语境中，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英国化，“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各种学术资源有效吸收、鉴别和处理的过程。
他们打造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和话语平台，在这个话语的平台上，产生了多种思想和观念。
它们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也是抽象的和具体的”
④。
而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采取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分析理路。
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他们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从下到上”
的分析方法和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危机理论。
“新左派运动”
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对于伊格尔顿的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对“新左派运动”
及其理论争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审视了他们争论的问题域和主要观点，并批判继承了争论双方的理论优点，加以综合运用；同样，也正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问题域中，伊格尔顿聚焦文化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建构了其文化批判思想。
（二）“伯明翰学派”
的文化概念
“伯明翰学派”
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重新思考和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一前提下，“伯明翰学派”
对文化概念作了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并且在争论的基础上推进了文化概念的全面性，这深深地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观点。
早在英国传统文化主义风行之际，T.S.艾略特就提到文化，他认为文化首先是指“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
①。
虽然他声言这种文化是全民族的文化，体现当时的社会制度、艺术成就、作品文本、风俗习惯、宗教伦理等方面，但是只有社会文化精英阶层才能有意识地去理解、去参与这种文化，而非精英阶层即人民大众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参与这种文化。
威廉斯反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纠正了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
的理论偏颇，把“文化”
概念融入“物质”
范畴之中并重新定义，结合当时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意义，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
在他独创的“感觉结构”
理论中初步表现出文化所需要支撑的三种特性：社会性、交流性和载体性。
但是这还不能全面地表达文化，因为“感觉结构”
表达的是特定的一个时期或地域的生活普遍经验，用艺术的一些特定形式比如小说、戏剧、诗歌等才能被意识、理解和交流，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深受特定的时代和地域限制，就不能完全理解从而产生一些抽象绝对的意识。
因此，威廉斯不无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
①
文化研究中的平民立场、贴近现实生活、饱含政治色彩、科学辩证方法等特点，逐渐进入“伯明翰学派”
的理论视野，引发了他们积极的吸收和思考，威廉斯最终实现了对“文化”
定义的超越，将文化定义为“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②，为“伯明翰学派”
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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