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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思想最反对与民争利，而新政之下的“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
，无一不是与民争利，其结果是“民心离散”
。
而民心才是真正自强的基础：“国家当积弱之秋，外侮交加，而欲奋然振兴以洗从前之耻，其策在省刑罚、薄税敛，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而已矣。
不此之求，惟事富强，失策孰甚焉！”
正因为这样，在刘氏眼中，“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
，出现了“人心莫不思乱”
的现象。
而且是“民困愈甚，思乱之心更深，一有揭竿而起者，民必响应无穷矣”
！
[4]
刘氏强调的“薄税敛”
是儒家仁政的主要内涵，且有极强的时代针对性。
的确，除了“洋夷无他知识，惟利是趋”
[5]和中华之邦讲究礼义这个根本的价值冲突外，晚清改革的大多数事项都需要增加开支，这些开支或直接或间接，最后都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历次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更是如此）。
若与同时期的西方和后来的中国比，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各级常规和非常规的各类税捐加在一起，或者仍不算太高。
但对具体时期的具体个人和家庭来说，新出的各类非常规税捐的确是以空前的大幅度增加，而且呈不断增加之势（民国重于清，国民党又重于北洋）。
刘大鹏观察到：“各省大吏均以财用为务，凡所设施，非与民争利，即加征加赋，动曰效洋人之法也。”
[6]这就看到了晚清政府“与民争利”
的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潮。
从理论上言，这直接牵涉到西方自近代以来聚讼不休的“小政府”
和“大政府”
的问题（也类似中国历代关于皇帝是否应内外“多欲”
的争论）。
对西人来说，纳税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政府要多办事，当然要多征税。
刘氏的同乡，任新学堂教习的维新士人杨谟显就认为，加征加赋是为筹兵饷，老百姓“因此而民变”
，只能说明“民之不仁甚矣”
。
他以为现在加得还不够多，“即倍而加之，亦分所应尔”
。
[7]这样的观念，虽近代变法之人暗中常以为本的法家学说也不及此，显然已融入了西方理论。
刘氏在1906年3月遇到两个新近游学日本的山西士人（一进士一生员），“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
这种言论，大致也是出自真心。
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也曾认为他所看到的英国政治是中国上古“三代”
政治的再现，留日学生中多有认为有些传统在中国已失，而在日本尚保存者（鼓吹日本负有东亚振兴之责的有些日本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出发点却颇不相同）。
不过刘大鹏也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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