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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吾学而学倭学，宜乎倭学之高也！”
[8]的确，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多是在西方文化优越观已确立之后才出国游学的，其容易看见象征西学的日本学高明之处，正因为先有求仁之心，故能出现我欲仁而斯仁至的现象。
但对刘大鹏这样的儒生来说，“惟事富强”
本身就不合中国传统，而“维新之人一意加捐，以期政治之维新”
，并不念及民困耶否耶，更是失策。
儒生当然应有“澄清天下”
之志，不能只顾及眼前；但他们同时也遵循“思不出其位”
的行为规范，在乡就要言乡。
在刘氏一类乡绅眼中，国家的“富强”
还只是个影子，而越来越多的各类税捐却是实实在在地落在周围的乡民身上。
故刘氏越来越肯定：清季“民心离散”
的根本原因，就在“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
。
[9]
这样，新政内容之一的兴办新式学堂，在刘氏眼中就是一项明显的苛政。
因为“每堂必筹许多经费，俱向百姓抽剥”
，故学堂设得越多，则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趋时之人只求迎合官吏之心，不顾群黎之怨。”
问题在于，若“民生不遂，教何由施”
？[10]到1906年7月，刘氏已获悉直隶（今河北）灵寿、平山两县数千百姓因抗“勒捐巡警经费”
而起民变，在毁县衙打县令的同时，因“百姓又愤学堂捐，复将两县所设学堂焚烧”
。
又一年后，身处山西乡间的刘大鹏已看到，“凡设学堂必加征加税，致使民怨沸腾，动辄生变”
，长此下去，“天下大局殆将有不堪设想者”
，“恐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
。
[11]辛亥年的革命史实表明，他这个预测大致是准确的。
而且，设学堂“经费甚巨”
的一个原因即在“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
，讲究“铺张华丽”
。
几年后刘氏到省城参观各新立学堂，果然“均极雄壮”
。
[12]这与章太炎所见不谋而合。
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
太炎指出，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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