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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恰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
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
[13]则可知刘大鹏所见,绝非仅是旧人物看不惯新事物。
最使刘氏不满的是,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兴办学堂,为此不惜勒索百姓,激起民变,但学堂里的学生却“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
,且“竟敢显言‘排满’二字”
。
[14]究其原因,也正在于这些学生服洋式服、学洋夷学;服洋服则“失中国之形”
,学洋学则追随西人主张自由平等;学生既然“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无父无君,皆习为固然,故入革命党者十居八九”
。
既然无父无君,当然也就谈不上尊师。
于是,新学堂的体操课,在他眼中就成了“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
的表征。
[15]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最后一点半是误解。
但对于服膺孔孟之道的近代士人来说,平等自由最可畏惧之处的确在其提示的无父无君方向。
社会转型之时,类似的现象并非不存在。
1904年12月,刘氏就听到来自上海的传闻,说一京官王某送子出洋游学,子归而“跪请曰:‘男有一言,父若俯允男才敢起。
’王某曰:‘儿有何言?’其子曰:‘今日所请者,即父;自此以后愿不为父子,成为同等。
’王某闻言面成灰色,无言而答,然已无可如何,听子所为。”
1906年7月,刘氏又听说山西平定县就有“在省西学堂毕业生徐姓,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
[16]北伐之时,也有类似的传说,讲参加国民党的青年要与其父亲互称同志。
虽皆传闻,亦未必无所本,至少表达了当时士人关怀之所在。
在士人趋新成为大潮后,刘氏所谓不同于流俗,也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他在1903年又一次落第后,日记中首次出现了“顽固党”
一词:社会上对那些不追逐西学而尚“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
。
一年多后的1905年夏,他总结说:“近年来为学之人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
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
[17]一般而言,在口岸地区,新旧两派的划分至迟是在几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已经明确,即所谓“自六烈士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矣”
。
[18]但在刘氏的世界中,这个划分显然要晚得多。
那“顽固党”
的称谓及其伴随的新旧之分,很可能还是他出门应考得到的新知识。
近代中国各地区思想心态的不同步,于此又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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