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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一废除，不但各级官吏“专事奢华，事事效法洋夷之所为”
，而“草野人民亦多仿而行之”
。
[19]新旧之分的情势在乡间也很快明朗起来，而且维新派显然在短期内就大占上风。
刘大鹏一向逢人就喜欢讲伦常之理，[20]但在废科举之后不久他又讲伦理时，一个朋友就劝他说，你讲的虽然有理，“但不合乎时。
若对维新之人，非特受其讥訾，且必招其斥骂”
。
[21]可知在此之前，刘氏尚颇有发言权，然维新派在短时期内已今非昔比，完全占据了乡间的言论阵地。
旧派之人若不在言论上自律（即self-sorship），就会自讨没趣。
到1908年春，有讲说孔孟者更会被读书人“群焉咻之，目为顽固，指为腐败，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
。
[22]世风的丕变表明，新派此时已取得了对乡间思想论说权势的完全控制。
故刘氏等正忧国家和个人前途无望，维新者却都“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
’”
[23]对那些认为科举是中国进步的大障碍的士人来说，这样的期望想必是真诚的。
但刘氏等视科举为中国的根本制度者，其忧患意识也是发自内心的。
同一事物而士人所见竟截然相反，近代中国思想论说及其载体的两极分裂，显然值得进一步重视。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刘氏所说的“维新之人”
，并非我们一般史学论著中专指的戊戌变法前后的主张变法者。
同样，像“新政”
这样的字眼，在刘氏日记中也是1903年才出现，专指1901年及其后的“变法”
。
[24]这就又一次提示我们，戊戌变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全国，恐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的题目，很可能其影响主要仅在所谓“洋世界”
的范围之内（现刊印的刘氏日记缺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即1899、1900两年，所以尚难准确了解戊戌变法对刘氏所居山西民间影响的程度，但他的“新政”
一词全指1901年或以后的“变法”
，完全不涉及戊戌变法，却是无疑的）。
可以看出，刘大鹏观察社会问题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但他也并非全不客观。
比如，对于严禁鸦片一条，他就认为是超过以前政策的“新政之最好者”
。
[25]另一方面，刘氏无疑是带有偏见的。
当他将所有他最看不惯的新事物和各种新老问题皆归咎于“学堂之害”
时，他的不满情绪显然压倒了一个“觇国”
之士观风析政时应有的客观。
1908年9月，刘大鹏将“学堂之害”
总结为三点：一、“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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