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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
三、“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
[26]从他以前的记述看来，只有第三条可以算是兴学堂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这也专指刘氏所在的山西乡村而言，别处讲平等自由并不待兴办学堂）。
此点确有可能促进了“读书人士日减一日”
的局面：一部分害怕子弟与其讲平等的父兄或即因此而“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
，这就与废科举一起强化了第二点的发展趋势。
而改蒙馆为学堂不过使第一条发展到极端化。
但无论如何，前两点都是在兴学堂之前很久就已发生，且早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刘大鹏之所以会有这样带偏见的看法，与他的基本价值观念颇有关联。
他在1914年末总结自己的一生说：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
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
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
[27]
这真是一幅近代科举制与内地乡绅关系的清晰写照。
他的生活目标、希望、失望，皆系于此一制度，可谓成亦科举、败亦科举。
在大致丧失“风云”
之机会后，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仍靠与科举制密切关联的耕读生涯。
从科举制的改革、废除到民国代清，刘氏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下愈况，最后不得不“困厄于乡”
，慨叹“不亦虚生”
，以“惭仄曷极”
的心态度过余生。
这样，刘氏将他眼中清季民国的主要弊端皆归咎与教育改革，就不难理解了。
他在1916年春指出：“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无?]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越十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
以后的变化，都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
，造成“民不聊生”
的状况，“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
！
[28]
刘氏眼中的“叛逆”
，显然包括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立宪派”
和“革命派”
，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学术界过去多看见这两派的异，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同。
至少对刘氏这样的内地儒生型乡绅来说，两者之间的同多于异。
在强调两派共性的前提下，刘氏能观察到新学所造成的“叛逆”
在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已“凭据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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